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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時期的閱讀丨王薇:思想結構的變化與作家的責任

    

采寫丨宮照華

在這個流行時期,詩人容易被混淆。一方面,人類的思想要求他們注意現實并感知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同時,他們必須面對語言的暴力,辨別虛假的語言,粗俗的語言和真實的語言。此外,詩人的最后作品是要求畫家堅持內心世界和藝術本身的規律。任何適合這種情況的工作都可能會失敗和虛浮。

本期疫期讀書,我們采訪了詩人王煒。自疫情發生后,他對語言和寫作不斷產生新的思考。一個成熟詩人,在此刻應該如何選擇?在那句被曲解的“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所激發的情境誤讀背后,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語言的功能?在這次采訪中,王煒給出了自己的回應。

疫期讀書?丨王煒:心靈結構的轉變與寫作者的責任

王煒,詩人,作品有《滅點時代的詩》和《詩劇三種》等,也撰寫與詩學、思想史和歷史哲學三者相關問題的文章。

每一場災難,都是人類文明遭受的災難

新京報:這找投資合作項目_58投融資|www.58trz.com期間在讀哪些書,或者在看什么電影?

王煒:謝林的一篇文章《論哲學視角下的但丁》,朋霍費爾的長文《誰是今在與昔在的耶穌基督?》,弗朗西斯哈斯卡爾

(Francis Haskell)

《歷史及其圖像》的幾個章節。雨果兩部詩集《兇年集》和《懲罰集》,開始讀他的史詩《歷代傳說》。陸陸續續看了一年的王夫之《讀通鑒論》。幾種關于伊斯坦布爾城市歷史的書。看了很多畫,很少看電影。

新京報:在這個特殊時期,閱讀卡爾維諾或昆德拉,會不會比閱讀福山與加繆顯得更加冷漠?如何看待這個特殊時期的個人閱讀選擇?

王煒:對這幾個作家的這種區分,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愿意對現代文學稍加了解的話,就會對此有所改變。把卡爾維諾

(且不論他早年的左派經驗)

放在與公共事件所標示的現實相對立的位置去認識,這是很錯誤的。昆德拉作品的政治性眾所周知。對《鼠疫》的及時使用,有陳詞濫調和市場欲望的性質,即使是反應性的使用,也說明文學的生命力。如果人們真的就此去讀那本書,仍然是有意義的。還可舉例的是,布魯諾舒爾茨不會被認為是現實主義作家,但如果我們因此去評判他的文學生命,我們就和那些槍決他的劊子手是一樣的。

每一場災難,同時都是人類文明遭受的災難。如果我們作為讀書寫作者,還自視為一個文明的“人”,首先就要摒棄這種對文學家的膚淺和錯誤區分。

福山出現在這個名單里,顯然是因為那個意外——并非每個偶然現象都需要專門解釋。看到豆瓣和朋友圈里許多人都在轉福山那本書的封面時,我想起一個來源雖待考、但挺有意思的故事。《存在與虛無》出版后大賣,出乎出版者與作者的意料。后來知道,當時金屬原料緊缺,人們沒砝碼可用,一個家庭主婦意外發現《存在與虛無》

(首印版)

剛好重一公斤,購物時可代替等重的砝碼來稱重,價格也比砝碼便宜。經驗傳開,書被搶購。

看到方艙中那個讀書人的照片時,我不禁想,如果福山看到他的書在當下那個陷入災難的城市中出現,且以這種方式被關注,不知道會是怎樣的心情。隨后,福山本人也在推特上轉發了那條新聞。這件事里的福山和面對偶然性的薩特,好像有一種相似性。這種意外的帶貨效果的發生,和前陣子看到一篇關于公共參與的“兒童化”的文章所談現象,或有一致性。表達從一個困境中的讀書人那里感受到的安慰激勵,不在于都去讀那本福山的書,而是可以因此提醒自己,也一樣別放棄自己的閱讀。

疫期讀書?丨王煒:心靈結構的轉變與寫作者的責任

在武漢方艙醫院閱讀福山作品的患者。

聽從內心的聲音,并非自絕于現實

新京報:在這個特殊時期,如何看待詩歌的職責?它是否一定要對現實作出回應?目前,大眾對于詩歌的功能是否存在誤解?假如一個詩人,在這個時候繼續寫超現實詩歌;一個畫家,繼續臨摹桌子上的靜物瓶罐,他是否會顯得有點麻木不仁?

王煒:并不存在被總稱為一個類別的“超現實詩歌”。仍需了解的常識是,超現實主義本身有非常鮮明的政治性,甚至是把創作者推向未來政治的動力。布勒東,堪稱政治活動家。被納粹槍殺的德斯諾斯是超現實詩人,也是地下抵抗運動的戰士。勒內夏爾和超現實主義關系密切,在二戰期間是一位游擊隊領導人。在《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評介》的一文中,尤瑟納爾寫道:“政治之詩,即命運之詩。”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說明彼此不同的詩人在“責任”這一命題下的表現:葉芝,奧登,寫下《艱難時期的彌撒》的RS托馬斯,等等。

越是文學初習者,越難辨析一種模模糊糊,卻又被認為是一種經典方式的“詩與現實”的距離感。這是一種在“詩與真”這一問題上的不成熟。創作與社會議題無關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當然絕不等于“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的是一種思維方式,是始終把“詩與現實”的模糊而又自我經典化的距離意識所固化下來的思維方式。如今更應討論的,不是寫作者與社會議題的這種陳詞濫調的文人化距離感,而是要意識到:時代在劇變。詩人應當有這種敏感。我們正處在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劇變時期。

這個問題,也顯示了每個時代創作者的內在焦慮。這雖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但仍然有其積極性:至少,它還會引起焦慮。創作者是否能夠,堅持把“時代的喧囂”與“走自己的路”

(這是但丁在他的黑暗時代中對自己、也對未來之人的要求)

區分開來呢?我們都知道,創作者不應聽從政治的意見,而是內心的聲音。

聽從內心的聲音,并不是自我隔絕于現實,而是在政治意見扭曲自己的工作時,始終服役于內在創作使命的真實性,把那種不可被收割、不可被馴化的使命的真實性保留下來: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

以“大眾的誤解”為理由的人,常常只是暴露了自己的誤解。一個嚴肅的文學創作和研究者,不應視“大眾的誤解”為自己的邏輯前提,這會導致失職。詩人不能因“大眾的誤解”,而自感失敗或者榮耀。

批評因當下的現實而憤怒的人,又是怎樣理解自己在這個時代中的處境與位置的呢?在那篇《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評介》中,尤瑟納爾還寫道:“我懷疑現代讀者

(以及我)

在這類流露真情實感的作品面前的惱怒是否構成一種同樣危險的裝腔作勢。”這話用來說“作品”之外的事,也是一樣的。陳詞濫調最泛濫的一種——如“防疫詩”和認為自己能夠與之區別的士大夫應景之作——已不用批評。還有另一種陳詞濫調——根據阿多諾的話,指責繼續讀書寫作的人們,這同樣野蠻。

公共事件中的語言問題:捍衛抑或斷裂?

新京報:你如何理解“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在你印象里,是否還有其他類似的、被人為曲解或挪用的論述?

王煒:阿多諾這句話的重現,是因為那個眾所周知的愚蠢誤用,這確實很荒誕。用一個寫作同行的話來說,其荒誕性“不亞于戈培爾部長本人說出這句話”。這句德陽企業貸款_58投融資|www.58trz.com話在此之前就經常被提到,例如在“防疫詩”粉墨登場的時候。隨后,這句話也被用于對整個文學領域,對于被總稱為“作家詩人們”這一群體的攻訐。這些現象,我想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文學創作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值一駁的。

E沃格林提到過一種人,叫“意見分子”,這種人對于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知識領域的意見,常常反映出社會的知性衰退程度。福山大賣,阿多諾那句話人人順口就來,是同一種現象。重理輕文和狹隘實用主義的教育,以及人文領域退化的后果,是精神層面的普遍不成熟。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從事文學的人們不僅不能豁免于這種不成熟,往往更是把這種不成熟內化了。

阿多諾這句諍言仍然是有意義的,在現代思想領域里已不乏回應。最近,一些寫詩的同行,還對這句話的原文語境做了普及性的解說,有助于還愿意繼續關心這個話題的人在引用時,用得比那個評論員對一些。一方面,這句話的再現,恰好也說明我們并沒有擺脫歷史;另一方面,這句話的一種內在提醒是: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是與荷爾德林那句著名提問“詩人何為”之間,有前后關系的一個激進否定。也許,每個詩人都應該在對這兩句話的內在關系的認識中,認識自己寫作的位置。

阿多諾的話語,指出了一種無法被簡化、無法抹去的不可能性。這種不可能性,是被死亡所標示的。由于奧斯維辛的發生,這種不可能性,伴隨著每一個既作為人類一員,也作為表達與創作者的人。“繪畫還存在嗎”、“電影死了”、“哲學的終結”等現代思想,和其他各個創作領域,都是在這種被死亡所標示的不可能性的激發中產生的。文學在一種不同以往的新的語言中被創造,哲學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疫期讀書?丨王煒:心靈結構的轉變與寫作者的責任

與其說阿多諾的話是一句終結,不如說是一個標示,不斷指給人看那些人們以為構成了文化生活,卻參與構成了奧斯維辛的東西。如果,我們還在“奧斯維辛之前”

(這一“之前”并不是線性歷史時間意義上的“之前”)

的文化語言或“文學場”之中寫作,那么阿多諾的話就是有效的。而且,我們——寫詩的人——完全不用反對阿多諾的話,反倒是更有責任保存這些激進否定的諍言,將它們一直保持在思考之中。

每個重要的公共事件,都會伴隨著語言問題的爭論。文學寫作者和思想者,都有責任把語言爭論引往并保持在應有的問題重心上,以免淪為漩渦的花邊。前幾天,大家也看到了一些修辭家對漢語的貧瘠粗鄙化表示惋惜的文章。只要壞語言的環境繼續存在,修辭家就會不無道理。

但是,修辭家并不是語言捍衛者,還會因為有機會參與對權力語言的優化而自喜。捍衛語言,誠實是初步的,從誠實帶來的“粗糙”

(例如布朗肖說荷爾德林的那種“偉大的生硬”)

中走向語言裂縫,比修辭帶來的美化更有價值。那種“粗糙”,是與寫作者的原創性和在文體上的精湛并行不悖的,而修辭帶來的美化是一種關閉。然后,保羅利科說,詩人乃是修辭家的對立面。并且,詩人要率先顯現并幫助語言走向這種對立面。

除了文字語言的陳詞濫調,也有圖像的陳詞濫調。可以常常看到的是,圖像創作者不僅對文字語言的陳詞濫調,乃至從總體上對文字語言的蔑視。但是,圖像創作者也可以注意自身領域對“美化”的需要;在提純、標舉公共事件中顯現的“美”時,也可以想一想,它與我們都不陌生的那種圖像對典型性的需要

(如典型人物與典型情境構成的樣板戲美學)

是否一體兩面。以及,圖像創作者是否也可以嘗試,徑直以戈雅在“黑色壁畫”中表現的那種“壞圖像”為尺度,反觀自己。

事情總是這樣:一方面,越附庸風雅者,越會以現實災難為“硬道理”貶評人文領域;另一方面,則如我們的現代漢語前人在劇變中失語——這種失語不是沉默,而是順從于一般化,因為與舊的修辭斷裂,又未形成成熟的現代知識,早期的藝術探索性在經歷國家與個人生活的劇變,并充分體會了個人的微弱渺小后,不得不讓位給令人同情的語言一般化,所以不盡是政治打斷的結果。這種一般化,也會降臨于我們。

如今,說過的常識不得不再說一遍,做過的事不得不再做一遍。同時,光陰匆匆,一代人消逝,消逝于一般化或一般化的專業理論化形式之中。一種不斷的批評是,在艱難時世提出藝術主體性,不僅是虛幻的,且是不道德的。聽到這樣的話時,我腦海里有時就會浮現出,戈雅在自己的帽沿上點一圈蠟燭作為照明,繪制“黑色壁畫”時的形象。這是一個在死結時代面前的非理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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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雅畫作《巨人》。

如今,我們在面對我們的死結,同時也處于世界劇變之中。正在發生的一切,也許是比我們通過一點點知識,比目前所能估量到的程度,波及影響面更為巨大的人類命運轉折。誰也不能夠自以為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人道主義,平等主義,人性光輝,對“熱點事件”的那種詩人之審慎沉默,等等。

這些陳詞濫調的一切,長久以來都直接或間接地維持著惡得以通行的貧乏性。一個房地產項目融資信息表_58投融資|www.58trz.com三角形是:其一,惡的程度,會比我們認為的更加匪夷所思;其二,與此同時,無數人在死去,死亡也盯視著每個活著的人;其三,自命為還將繼續創作和思想者如果能活下去,應就此工作于心靈結構的轉變。這三者,構成一個簡單的并且越來越清楚的三角形,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絕對命令。奧登在《詩解釋》中說,“總體戰”,“在死者與未生者之間進行”。

需要以福柯式的耐心,進行精神性的企業質量分析記錄_58投融資|www.58trz.com追問

新京報:現在,自己在寫作詩歌的時候,會遇到什么困難嗎?

王煒:我曾一度認為——有點模仿維特根斯坦的意思——“一般的詩”的問題我已經解決了。但是,卻又發現想要去做的工作才剛剛開始。詩人的困難,應當放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去認識。對我來說,主要困難就是對抗中文寫作內在的失敗性。

迄今仍然匱乏的,是三十年以來一系列公共事件,作為精神事件的認識。精神事件,常常退化為運動史。在每次公共事件中,口述史、新聞報道所代表的現場記錄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想要進一步追問并給出精神性回應的人們,至少有兩點需要自律:

其一,不把現場記錄僅僅理解和利用為還原論的工具,以此,將其他可能性規定在一種平庸現實主義中。平庸現實主義易被認同,但也易于被收割。其二,不應把苦難中的講述當作自己失控抑郁的燃料,于是想要戒斷時,就會屏蔽那些本該繼續聆聽的講述。第二種情況,是對苦難之聲的一種私欲,是對苦難之聲所打開的那種本應被珍視、應被不斷保護的公共性的扭曲。

對于苦難中產生的講述,文學寫作者們有古老的傾聽責任。亡靈的人體旋風,因為來到地獄的但丁而懸空暫停,對后者講述自己的慘事,后者仔細聆聽,盡管會因此暈厥。對苦難之聲的耐心,不僅是“不評判”——我看到也有文學愛好者對當下事件中的口述和文字記錄的抵觸性評判——而且,需要一種福柯式的耐心。福柯的言論常常被引用,但是,我們具備福柯那種檔案員的耐心嗎?

疫期讀書?丨王煒:心靈結構的轉變與寫作者的責任

《規訓與懲罰》,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1月版。

面對苦難中產生的講述,寫作者的責任,首先不是去迅速轉化寫出點什么,而是在于,始終幫助其真實性能夠區別于可被收割的現實主義材料,幫助它顯現在與后者分裂是必要前提條件的真實性之中。如果,試圖理解和思考一樁劃時代的、意味著經驗之巨大分裂的事件的人們,只是將其錨定在還原論和某種固化的情緒中,這不僅是它最失敗的部分,而且,他們也參與造成并鞏固了這種失敗。1980年代末以來,我們作為寫作者的失敗,也是從那些已成往事的事件的失敗那一刻開始。失敗,延續至今。

席勒為“三十年戰爭”給出了《華倫斯坦》。這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寫作者通過把問題經典化,從而規避現實的借口。促使席勒產生《華倫斯坦》的那種心靈動力,是寫作者唯一可以在中文寫作的內在失敗中自我救贖的途徑。

認為自己和壞語言有區別的寫作者們,也可不急著寫出什么;不妨在此時期,省思自己使用的語言

(以及同這種語言相依互聯網風投有哪些_58投融資|www.58trz.com附的思維方式)

與這場潰敗的關系是什么,與中國死結的關系是什么。中文寫作的內在潰敗,極為深重。這種歷史性的潰敗,若以較晚近的時間點為例,可以從1980年代末的失敗開始,延續到我們身上。以如今這場災難為分界,和以往的“文學場”斷絕,這個癱瘓于地獄中的領域也許還可以“有所作為”。

新京報:疫情期間,對你沖擊力最大的事件是哪一件?這件事情給你帶來了什么反思?

王煒:我們正在經歷的,是無法用“最”來排序,不能計算,不能用來比賽誰的見識更項目資本金融資方式_58投融資|www.58trz.com加高明的共同哀痛。對我的“沖擊力”是和每個人一樣的,比如,我們都在這場災難中看到的現實生活真相對每個人的沖擊,而且是一種死亡沖擊。盡管,其實都是已知之物:一方面,應被反思之事其實都已經在現代智識中被反思過了;另一方面,已知而不能改變,就還是不知。2012年福島核泄漏事件之后,哲學家柄谷行人的一次反核演講在今天仍具有直接的意義:

“當局和媒體都做出一副好像已經解決了的樣子。從一開始就是這樣,他們從一開始就隱瞞事實,裝出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樣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成功了,很多人相信他們,因為他們希望相信這是真的……即使我們想要忘記,或者即使真的忘記了,核電站的陰影仍舊會執拗地保留,永遠地持續。這正是核電站的可怕之處。有人也許會說,即使這樣,人們還是會順從地聽從政府與企業的話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日本人’則客觀上,物質上地終結了。”

新京報:最想對詩歌寫作者說些什么?

王煒:惟愿寫作者們,可以和官方的或間接官方的“文學場”斷裂,回到“地下”。不用聽“意見愛好者”和外行的訓誡,不論柏拉圖式的還是阿多諾式的。勿忘“知性乃道德職責”,以及——最重要的——勇敢去寫。

新京報:防疫期間,有沒有值得推薦給讀者的書?

王煒:我相信,凡是讀書寫作者,都會繼續讀和寫著他們在人生中一直讀和寫著的那些東西。

采寫丨宮照華

編輯丨徐偉 安也

校對丨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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